《格萨尔》和藏族当代文学3

2016-03-15 《格萨尔研究集刊》   耿予方

我们学习《格萨尔》的艺术风格和创作经验,至少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研究和借鉴。一个是在语言上狠下工夫;一个是注意群众的喜爱,一个是发扬作者的优势。

为什么强调在语言上狠下工夫呢?人所共知,《格萨尔》之所以对群众有那么大的吸引力,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唱艺人都有很高的语言艺术,不仅说出来听得懂,唱出来悦耳,而且说的话唱的歌都富有情趣,令人欲罢不能,非听下去不可。这一点,是藏族古代作家没有做到的,也应该成为藏族当代作家的努力方向。毋庸讳言,今天的藏族文学作品同《格萨尔》的语言相比,还有不小的差距。这个问题的关键,不仅仅是提倡用通俗的藏文写作就算完事,更重要的是把通俗的藏文锤炼成为文学的语言、艺术的语言,即最能打动读者之心的语言,这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《格萨尔》的语言是几代艺人的才华结晶,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我们的作家要攀登语言的顶峰,不是靠自己苦思冥想,也不能抄袭名家的名句,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群众中去学习群众的语言,积累大批活的语言材料。但这还不够,还应该在语法学、修辞学、逻辑学上有一定的修养。应该看到,今天的藏族作家,运用藏文写小说,写诗歌、写戏剧、写散文,只有几年的工夫,经验不多,正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,不像老学者运用古藏文那么熟练那么有水平,更不像民间艺人对群众语言掌握得那么得心应手。这就要求年轻的作家们一边写与一边学,为提高语言艺术付出艰辛的劳动。

为什么又强调注意群众的喜爱呢?这也是从《格萨尔》得来的一条重要启示。从各地调查的情况看来,凡是人民群众最喜爱的《格萨尔》故事,说唱艺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,不断丰富故事的内容,不断改进说唱的艺术,因而越唱越好,反过来又增加了群众的兴致。这就是说,群众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带有天然的合理性,总是具有最重的分量。哪个艺术能抓住群众的心,能博得群众的喝彩,哪个艺人就有英雄用武之地。藏族当代文学也是如此,这几年发表的作品,从数目上看是不少的,从品种上看是比较齐全的,其中不乏受到群众赞许的上乘之作,代表了藏族当代文学的高水平,这就值得一切作家很好地研究,总结它的成功经验。当然,这只是学习的一个方面,不是放弃自己的文学独创性,也不是要向其他民族的文学名著学习,只是说,必须认真对待群众的反映,是万万忽略不得的。

为什么还要强调发扬作家自己的优势呢?这同样也是从演唱《格萨尔》艺人那儿总结出来一条经验。艺人们演唱《格萨尔》,可以说各有千秋。在甘青地区者用安多藏语演唱,在康区者用藏语康方言演唱,在西藏者用藏语卫藏方言演唱,都是发挥自己的语言特长,去满足当地群众的需要。在演唱内容方面,也是多少不一,能说唱几十部的是少数,能说唱几部的是多数,能说唱某些片断的则到处都有,有的专门演唱长篇大宗,有的专门演唱精彩章节。在演唱条件方面,有的艺人焚香请神,有的艺人边喝酒边演唱,有的艺人拿一顶帽子才能演唱,有的艺人一定要摆一面镜才能演唱。总之,每个艺人有每个艺人的拿手好戏,每个艺^有每个艺人的演唱习惯,每个艺人有每个艺人的表演艺术,都是扬长避短,因而取得成功。

藏族当代作家,也应该根据各自的生活阅历、文学素养、写作特长,安排自己的写作活动。长于诗歌则写诗歌,长于小说则写小说,长于戏剧则写戏剧,长于散文则写散文,无论坚持传统的旧写法,无论探索现代的新写法,不管是哪一种流派,不管是哪一种风格,都是藏族文坛之一花,都应该受到尊重,都应该得到发展,都不要拘泥于一种模式,都不要褒这一家贬那一家,应该贯彻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方针,应该像《格萨尔》那样自由创作,才能不断地繁荣,手能取得作品的丰收。

第三,《格萨尔》的成书过程,一般的讲,基本上有三个步骤:一是民间先有故事的梗概,且得到部分群众的喜爱,在部分地区流传,二是民间艺人根据流传的故事做基础,进行演义加工,使之更丰富更有趣,再经过一代一代艺人的修改、补充和提高,在思想和艺术上日臻完善和成熟,三是由知识分子用藏文记录,成为固定的抄本。这种写定本,必然有一些文字的加工。由此可以看出,《格萨尔》不是少数人短时间写成,而是人民群众提供素材、民间艺人精心创作、知识分子协助写定,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成为一部作品。很显然,民间艺人是《格萨尔》无可争议的真正作者,他们被称作不识字的作家是当之无愧的,文学史一定要记下他们做出的巨大贡献;人民群众是《格萨尔》第一手材料的提供者,是《格萨尔》作品忠实的听众和权威的审定者,自始至终是《格萨尔》坚强的后盾;知识分子是《格萨尔》的热情支持者,在写成定本和出版工作中出了大力,有一份功劳。这就是说,—部《格萨尔》的问世,民间艺人起着主导作用,首先要从人民群众中选取最有价值的题材,第二步要进行认真创作和认真演唱,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,再作润色加工,尽量使人民群众满意,最后,取得知识分子的协助,由口头文学变为书面文学。

《格萨尔》走过的道路,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作者的创作总是和读者的爱好,愿望和要求紧紧地结合在一起,总是把读者作为依靠和服务的对象,而且总是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丰富的智慧创作出合格的作品,给读者最大的艺术满足。这种把艺术植根于人民群众、为满足群众艺术欣赏而献出毕生精力的创作道路,有一点特别值得藏族当代作家借鉴,那就是民间艺人在群众当中演唱自己作品、修改自己作品、锤炼自己作品的作法。这本来是民间文学传下来的一条宝贵经验,后来也,逐渐地被一些著名作家所重视。如果今天的作家也把自己写成的作品,先给不识字的群众读一读,或者让识字的群众看一看,认真听取他们的反映,以此来检查哪些写得成功、受到欢迎,哪些是败笔、不受欢迎,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修改,这样做,不但能有效地提高作品质量,而且也会有助于增强作家的文学修养。

上面所谈,主要是《格萨尔》本身的一些长处和对藏族当代文学可能产生的作用。此时,大家都高兴地看到,在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一部一部《格萨尔》藏文原著和汉文译本的同时,一些藏族文学工作者还把《格萨尔》的重要篇目,有的改写为简短故事,有的改编为戏剧或曲艺,有的编绘成连环画或卷轴画,变成别树一帜的《格萨尔》新花,为藏族当代文学添了新光彩,进一步扩大了《格萨尔》的社会影响。

应该看到,一百多卷的《格萨尔》,是千百个民间艺人在不同时间、用不同手法创作的,因此同样内容的一个篇目,也因作者不同而在内容上、风格上有很大差异,而各个不同内容的篇目,又在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上有不相协调和前后矛盾之处。更重要的是,在肯定《格萨尔》是世界名著的前提下,也不能否认由于各种原因尚有一些糟粕成分。这就是说,今天的《格萨尔》仍是一块巨大的璞玉,还需要具有高明手艺的文学巨笔,把这一百多卷的《格萨尔》系列故事,加以科学地研究,理顺其脉络,统一其内容,集中其精萃,突出其主题,保持其风格,剔除其糟粕,减去其重复,写成一部更精练,更生动、更有民族特色、更有典型意义的《格萨尔》,这是时代提出的新任务,这个新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藏族当代作家的肩上了。

做这样一件工作,是民间文学发展的规律,中国文学史上早有先例。任人尽知,誉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,原先也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和简单的书面文学,经过罗贯中、施耐庵、吴承恩这些文学大手笔,才驰名中外的。

《三国演义》,讲的是公元二三世纪的事情。从李商隐的《骄儿诗》有“或谑张飞胡、或笑邓艾吃”的诗句来看,至迟晚唐就有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。到了宋代,有了专门说三国故事的民间艺人。金元演出的剧目即有《三战吕布》、《赤壁鏖兵》等三十多种。在此基础上,元朝刊出了《全相三国志平话》,这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。这本书虽然粗具《三国演义》的规模,但有些情节很离奇,描写有些粗糙、文词也有些鄙陋,人名地名也不准确。罗贯中根据上述民间传说和民间艺人的话本,戏曲,运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等正史材料,结合自己丰富的社会经验,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。

《水浒传》,是根据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水泊起义写成。宋末元初,龚开有《宋江三十六人赞》,但他笔下的人物都以流氓盗贼面目出现,与民间传说对宋江的评价完全不同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也涉及了水浒故事,内容比较简单,只是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。在元代,除了艺人讲述水浒故事,还有一批水浒戏,水浒英雄由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六人,最多成了一百单八好汉,施耐庵就是在宋元以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、话本、戏曲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,写成这部农民起义的名著。

《西游记》的成书,酝酿了七百年。公元七世纪,唐玄奘费时十七载,前往天竺取经,形成一系列取经故事。吴承恩把这些故事做素材,写成了一部优秀的神话小说,在主题思想上,冲淡了原故事的浓厚宗教色彩,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,将宣扬佛教精神、歌颂教徒为主的故事改造成为有鲜明民主倾向和时代特征的新作品,在人物处理上,对唐僧给予了严格的批判,使之退居次要地位,使体现人民理想孙悟空成为中心人物,以讽刺幽默的笔调赋予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。

这些成功的再创作,对于《格萨尔》的再创作,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。如果说,民间艺人创作的一百多卷《格萨尔》,是献给藏族文坛的一块巨大璞玉,那么,藏族当代作家就应该像施耐庵,罗贯中、吴承恩那样,以自己的文学天才,把这块璞玉雕琢成更美更光彩夺目的藏族文学之宝。

编辑:东知才旦